校車的配置其實不僅是增加一輛符合要求的車，而是要通盤考慮學校的分布、道路的使用情況等。假如路況很差，校車也就沒法行駛。而如果修路耗資巨大，那不如就近多設置一些學校和幼兒園。而在農村地區(qū)，尤其是山區(qū)，道路往往是土路，走起來很難，這就需要政府有一個統(tǒng)籌規(guī)劃。

　　《校車安全管理條例》本月10日發(fā)布，這部條例主要是針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乘車安全而制定的。對于幼兒的乘車安全問題，《條例》將之作為特殊情況在“附則”中予以規(guī)定：“縣級以上地方政府應當合理規(guī)劃幼兒園布局，方便幼兒就近入園。入園幼兒應由監(jiān)護人或者其委托的成年人接送，對確因需要使用車輛集中接送的，遵守本條例的規(guī)定。”

　　《條例》的這一安排說明，解決幼兒入園的交通風險問題，主要是通過保障幼兒就近入園和由家長接送來實現(xiàn)，而不是配置校車。前者是根本的保障措施，后者則是輔助之舉。之所以有這樣的規(guī)定，除了幼兒太小，自身沒有乘車安全和自我保護的意識外，還因為在我國很多地區(qū)，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qū)，差別很大，按照統(tǒng)一的校車標準作出規(guī)定，執(zhí)行起來可能很困難。

　　固然，甘肅的校車事故，引出了幼兒校車的問題，但造成甘肅校車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把責任全部算在校車的不規(guī)范身上，可能會忽視其他也許更為根本的問題。比如道路是否通暢，假如不解決這些問題，校車的作用就會大打折扣。

　　媒體日前刊發(fā)的對廣州一幼兒園“校車實驗”破產的觀察報道，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廣州南沙區(qū)“未來之星”幼兒園園長馮淑英在甘肅校車事故后，決心買輛新校車，以取代她那輛使用多年、非正規(guī)且經常超載的“校車”。可4個月后，她的生源減少了一半多。學生不來的原因非常簡單，用她的話說，“正規(guī)校車車身太大了，不像很多私家面包野雞車一樣，可以深入到學生家門口狹窄、不平的村巷中去，家長們?yōu)榱藞D方便，寧愿把孩子送去用野雞車接送學生的幼兒園。”

　　除了道路的坑坑洼洼不利于校車“走村串戶”外，按照馮淑英的說法，她的正規(guī)校車過橋費每次要20元，而野雞校車只需5元;另外，后者省時、省油、成本小、壓力小，冒險違規(guī)也值得，而前者成本大，全程GPS定位，監(jiān)管嚴，總是被查。所以在和野雞“校車”的競爭中，嚴格按照國家規(guī)定購買的正規(guī)校車反而成了她的劣勢，以致她現(xiàn)在萌生了重新用回野雞“校車”的想法。

　　這個現(xiàn)實中的校車困境，是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要謹防這種情況蔓延開來。考察這起事例，至少可以反映三個問題：

　　其一，立法要盡量切合實際，做到可執(zhí)行。本次校車立法特別強調從實際出發(fā)、保證制度規(guī)定切實可行的總體思路，并指出應考慮地區(qū)之間、城鄉(xiāng)之間的不同情況，給地方制定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具體辦法留出較大空間。這是一個正確的立法思路。當然，中國之大，各地都有自己的特殊情況，立法要完全符合每個地方的實際是不可能的，且法律本身只取公約數(shù)，這就給立法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立法者深入實際，廣開言路，而不能關門立法。按照這一精神，在像廣州南沙這樣的農村地區(qū)，校車的寬度就不一定非得遵循國家的標準。

　　其二，政府要做好統(tǒng)籌規(guī)劃。校車的配置其實不僅僅是增加一輛符合要求的車，而是要通盤考慮學校的分布、道路的使用情況等。假如路況很差，校車也就沒法行駛。而如果修路耗資巨大，那不如就近多設置一些學校和幼兒園。而在農村地區(qū)，尤其是山區(qū)，道路往往是土路，走起來很難，這就需要政府有一個統(tǒng)籌規(guī)劃。

　　其三，政府還要做好民意的回應工作。政府不能把任務布置下去或提一個要求就萬事大吉，而必須隨時注意事情的進展，看在執(zhí)行中出現(xiàn)什么問題，重視老百姓提出的建議和意見，能夠立即解決的，切實解決，一時解決不了的也要解釋原因、跟蹤反饋。如果用拖延的態(tài)度或者漠視老百姓的要求，只會積累矛盾。

　　校車的問題實際上也涉及到如何施政的問題。假如在上述方面都沒有改進，那么，最后極可能出現(xiàn)像這位幼兒園長在《致教育局領導的一封信》中所說的情況：“我很后悔配合上級的指示;我很后悔重視崗位責任心;我很后悔維護幼兒園的利益;我很后悔重視人身安全;我更后悔自己的投入得不到合理回報”——還是但愿這樣的“后悔”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