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一種行駛在美國大地的大鼻子、黃顏色、堅固無比的校車，成為媒體上熱議的“吉祥物”。

　　甘肅正寧縣嚴重超載的劣質“校車”導致19條幼小的生命凋落后，校車安全事件成為政府和社會極為關注的大問題，人們在問:為什么我們不能擁有美國那樣的校車?在公眾輿論的推動下，國務院法制辦近日公布了《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不可謂不高效。但若相信中央政府出臺法規、各級政府拿出專款購車、校車享受公共交通的特權后這一問題就能得到根本解決，則過于天真，是對中國公共事務運行的復雜程度估計不足。

　　今天的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校車?校車該怎樣運行?出事后責任如何劃分?……這一系列的問題，歸根到底，是孩子們上學途中的安全問題。提高校車安全指數，只是保障學生安全的一種手段而已，若不著眼于今天中國社會大轉型期學生的安全問題，僅僅在校車的各類指標上做文章，難保“校車”不會淪為各級政府的又一政績工程。

　　過去的一年中，除了正寧縣校車慘案外，還有不少學生在路途中發生的安全事故見諸媒體。如我的故鄉，湖南邵陽2011年9月一艘渡船傾覆，12人溺亡，其中10人是未成年的學生;再如2011年12月12日下午發生的江蘇豐縣首羨鎮中心小學校車側翻事故，造成15名學生死亡……

　　也就是說，今天中國的學生一一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的未成年人在上學途中的風險越來越大，這是個超越教育領域的社會問題。

　　以城市為例，一方面由于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分布，使 “就近人學”的規定形同虛設，家長們為了兒女的未來不惜花錢跨學區擇校，有私家車的父母起早貪黑接送孩子上下學一一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早晚堵車高峰中，相當大比例是接送孩子的私家車。而那些進城務工者的子女普遍集中在市郊教學條件很一般的公立學校就讀，他們要么搭乘父母的電動車，要么由學校或家長花錢包私家的中巴車甚至微型面包車接送——這類車多是安全隱患較大的舊車。以鄉村為例，在筆者讀小學時，小學在村里，行走500米即到。由于當時的機動車很少，孩子多與兄弟姐妹或同村小伙伴結伴上學。那時候的鄉村相對封閉、民風淳樸，拐賣兒童的事極少。而隨著農村人口的減少，各地紛紛撤銷村小，合并到鄉鎮中心小學，廣大農村地區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孩子，上學的路途變得相當遙遠，而有寄宿條件的學校卻不多。因此便有大量類似正寧縣那個幼兒園的劣質“校車”行進在鄉間公路上，且大多嚴重超載。

　　由此可見，中國的校車問題遠比美國、日本復雜。它的復雜在于中國人口多、各地發展水平差距大，配備相當數量的高質量校車有很大的難度。比如說國務院關于校車的草案，提到校車購置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分攤，那么地方由哪一級財政分攤呢?比照義務教育法，多半是縣一級政府。縣一級財政能不能拿出這筆錢?當然有人說節省三分之一的公車費用就足矣，理論上是這樣，但現實操作中減少官員坐騎的花費，簡直是虎口奪食。那么，地方政府為了應付校車問題，只能要么降低校車標準，要么增稅或亂收費以化解多出來的這部分支出。

　　比校車購置經費問題還要復雜的是，上文談到中國教育資源分布極不均衡，城市的公立學校之間、公立與打工學校之間、城鄉學校之間的教學質量相差甚大，許多學生的居住地和學校相距很遠，這使校車的運營和管理相當困難。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僅僅只把校車的配置作為衡量地方行政官員的工作業績，或者將校車的安全事故作為對行政官員進行“一票否決”的責任追究，而缺乏因地制宜的措施和充分體現民意的監督機制，那么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是某些地方將購置校車當成政績工程，校車很豪華而管理跟不上，甚至出現浪費和貪腐現象;二是地方官員害怕校車出事被追究，干脆用行政力量取消民間自助“校車”。

　　當然，值此中國社會大轉型之際，學生的上學安全，涉及城鄉人口比例變化大、學齡兒童父母遷徙頻繁、教育資源不均衡分布等一系列問題，不可能有一跋而就的辦法。將校車問題作為解決學生安全問題的突破點，是合適的。但各地政府和教育工作者決不能將其看成一針見效的“靈丹妙藥”，對校車的購置、管理不能一刀切，充分考慮各地社情方為治本之策。